文丨亞當·圖茲（Adam Tooze，知名歷史學家、哥倫比亞大學教授）

（本文經授權轉自圖茲教授的Chartbook中文版，原刊于微信公號“圖說政經Chartbook”。Chartbook是當今英文世界最具影響力的Newsletter之一，每周定期更新，用圖表解讀全球政經世界的激流與暗涌。）

近日在歐洲，大家都在討論傳奇的意大利前總理、歐洲央行前行長馬里奧·德拉吉（Mario Draghi）領銜發布的一份有關競爭力的重要報告。該報告分為兩部分——A部分為總體論點，B部分為技術性的行業論述——內容引人入勝且富有深度。在本期通訊中，我摘錄了一些比較令人注目的圖表，這些圖表聚焦于投資和研發問題，特別是歐盟與美國的對比。而有關中國和B部分中技術分析的內容還有更多值得討論的。

報告所要解決的問題是：

“……過去二十年間，歐盟的經濟增長持續慢于美國的增速，而中國則在迅速追趕。按2015年的價格計算，歐盟與美國的國內生產總值（GDP）水平的差距從2002年的略高于15%逐漸擴大到2023年的30%，而按購買力平價（PPP）計算，則顯示出了12%的差距。按人均計算，差距有所縮小，因為美國的人口增長更快，但這一差距仍然顯著：按購買力平價計算，這一差距從2002年的31%增加到今天的34%。”

總體產值取決于許多變量，包括勞動力總規模和人們的工作時間。歐洲的人口增長較慢，歐洲人工作的時長也比美國人為少，但讓德拉吉及其團隊擔憂的是：“在購買力平價（PPP）的計算方式下，歐盟與美國人均GDP差距中約有70%是由歐盟較低的生產率所導致的。生產率增長較慢又與收入增長較緩以及歐洲國內需求疲軟相關：自2000年以來，按人均計算，美國實際可支配收入的增長幾乎是歐盟的兩倍。”

歐洲與美國勞動生產率之間的差距并不是一個新現象。早在19世紀末，這一差距就已經顯現，并在20世紀40年代達到峰值。1945年后，歐洲舉世矚目的經濟增長縮小了這一差距，到2000年時僅為10%。令人擔憂的是，在2000年至2010年之間，這一差距再次擴大至20%，此后再沒有重新趨同的跡象。

快速瀏覽報告后，我并不認為德拉吉真正處理了這一現象中關乎具體時間節點的歷史性問題，即：1945-2000年間的趨同，2000-2010年間的分流，以及自2010年以來的平行發展。2000年代發生了什么，歐洲現在又是如何與美國保持勢均力敵的？不過，撇開這些棘手的問題不談，德拉吉的報告確實提供了大量材料來解釋歐洲生產率較低且未能與美國重新趨同的現象。

當我們試圖解釋勞動生產率時，一個顯而易見的思考方向是投資。擁有更多資本的工人往往更具生產力。

德拉吉報告提供了令人側目的數據，其顯示在過去的半個世紀中，歐洲GDP構成中的投資占比有所下降。

不僅歐洲GDP中的投資占比下降，而且也落后于美國的投資。頗為反直覺的是，如果你假設美國是一個“小政府”的國家，歐洲的公共投資卻長期低于美國。坦白說，我很想更好地理解這個差異。

同樣反直覺的是，在2000年代，當美國的勞動生產率大幅超越歐洲時，美國在設備、基礎設施和創新方面的私人投資卻落后于歐盟。2010年后，這種局面發生了逆轉。隨著歐洲經濟陷入歐元區衰退，美國的私人投資大幅增長，自此一直領先于歐盟，直到占GDP的比例為1.5%。

這一差距顯著，但可能不足以完全解釋我們所見的持續性的生產率差異。真正讓美國與歐盟處于不同水平的是最具創新性的投資類型，特別是風險投資。

總體而言，在風險投資的各個衡量標準和階段上，美國與歐洲的比例大致為4:1。

這反過來也讓我們更容易理解美國在獨角獸公司（即市值超過十億美元的新興企業）方面的巨大優勢。全球范圍內，歐洲在獨角獸公司總量方面的份額僅為8%，而美國則占66%。

這一點非常引人注目，并清晰地描繪了歐盟的嚴峻前景。這似乎暗示我們可以預期未來幾年歐盟與美國之間的進一步分流，以及自2010年以來現狀的進一步惡化。

歐盟能否避免進一步分流的黑暗未來？考慮到美國和中國之間的激烈競爭以及行業報告中突出的各種問題，未來的一切尚處于未定。然而，德拉吉報告指出了一些顯而易見的途徑，通過這些途徑，歐洲可以尋求應對進一步分流的壓力。

正如德拉吉報告所強調的，生活水平、創新、研發強度和勞動生產率之間存在強烈而清晰的相關性。

在科學研究和專利申請方面，歐洲仍然是美國和中國的重要競爭者。

即使我們只關注高質量的學術出版物，歐洲在研究領域的地位仍然具有競爭力。美國的地位非常強大，但中國仍然相距甚遠。

如何將這一點轉化為歐盟生產力的大躍進？德拉吉報告提到的一個觀點是，歐盟在支持研發方面的支出是分散的，而不是像美國那樣集中。

歐洲面臨的基本性挑戰是將其在基礎研究中的強大地位與加大投資結合起來。而這正是德拉吉報告變得真正激進的地方。

以下是定義了報告主旋律的段落：

這些投資需求從歷史角度來看是巨大的和前所未有的。歐盟每年需要7500億到8000億歐元的投資，這相當于歐盟GDP的4.4%-4.7%（按2023年水平計算）。相比之下，1948年至1952年的馬歇爾計劃下投資占GDP的比例為1%-2%。實現如此大規模的投資增長，將需要將投資占歐盟GDP的份額從目前的22%提升至約27%，這將扭轉大多數歐盟主要經濟體近幾十年在這一領域的下降趨勢。自戰后以來，歐洲還沒有出現過類似的投資水平，當時強勁的私人投資促進了資本基礎的更新，而政府投資和社會支出則相對較少。

如何實現這一躍進應該成為布魯塞爾和各國政府的首要關注點。不出所料，開場槍已經由柏林的保守派（我不會稱他們為自由派）打響，反對歐盟聯合借款。我們將在后續通訊中繼續討論。

 

（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版權歸屬原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