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劉世錦（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本文為作者在9月21日舉行的中國宏觀經濟論壇季度論壇（2024年第三季度）（總第66期）發表的演講速記。界面新聞獲授權發表。）

應該說最近兩年的時間，我們疫后經濟在逐步復蘇，這個復蘇的過程是有曲折的，但總體上還是取得了積極的進展。但近期中國經濟正在面臨著日益增大的總需求水平下降的壓力， GDP平減指數已經連續7個季度處于負增長，我現在沒有做過統計研究，不知道改革開放以來有沒有過這種現象，至少是非常少見的。

8月初步的數據也表明，消費、投資、就業等重要數據都出現了明顯放緩乃至收縮的跡象。所以，現在宏觀經濟總需求不足是個基本的事實，這點應該是沒有爭議的。在總需求明顯不足的情況下，采取刺激政策也是一個常識。但應該把總需求不足帶來的問題與總需求的起因區別開來。比如就業、財政，包括消費，有些地方債務風險的加大，很大程度上是總需求不足以后才帶來的問題，但總需求不足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這兩個問題是不一樣的。所以，尤其要理清楚什么原因導致的總需求不足，否則即便采取刺激政策也難以見效，甚至不是解決而是加劇了問題，更重要的是會貽誤時機，因為這個時機很重要。

中國經濟由供給約束轉向需求約束

我想講個大的分析框架，中國經濟已經由供給約束轉向需求約束，改革開放以來，我們經歷了三十多年10%左右的高速增長，這個增長是東亞追趕型經濟體，像日本、韓國、中國臺灣等等都經歷過類似的增長。但這樣高速增長是有盡頭的，中國經濟從2010年一季度開始達到高點以后就開始逐步減速，逐步由高速轉為中速。

這種變化，我比較傾向于把它表述為增長階段的轉變。一個可以比較的對象是日本經濟，因為有些小的經濟體只相當于中國一個城市，有的相當于中國一個省，日本人口上億，屬于大經濟體，與中國經濟有比較強的可比較性。

日本經濟上個世紀50-60年代時曾經經歷9%左右的高速增長，70年代初伴隨著石油危機進入中速增長，增速大概在4%左右，波動幅度也比較大。90年代初期再減速進入低速增長，開始大概是2%左右，以后還出現零增長甚至負增長。所以，日本大概在過去60-70年時間實際是下了兩次臺階、經歷了三個階段這樣的變化過程。如果與日本經濟相比較，中國目前處在中速增長的中后期，我們大概已經有12-13年的中速增長期了。說的稍微樂觀一點，今年還有5-10年的中速增長期，增速有可能在4%-5%之間，這應該說還是比較樂觀的估計。

在轉型過程中，我認為有兩個概念非常重要。下圖是日本經濟變動的過程。左邊上面有個顏色比較淺的增速，那是名義增長，深色是實際增長。日本經濟在前期也是名義增長顯著高于實際增長，因為那時候有通脹；到了后期兩個幾乎重合，有些時候名義增長比實際增長還低，這是日本曾經發生的故事。

兩個重要概念：

1、歷史需求峰值。也就是在工業化、城市化幾十年、上百年過程中，需求增長最快或需求量最大的那個點或區間，到了這個點或區間以后，增長速度實際就出現轉折或拐點，就會由高速轉向所謂中速；

2、需求結構。需求結構的背后是收入結構。需求結構，簡單來說就是中高收入群體與低收入群體的分布結構。一種情況是，中高收入者比重相對比較低，低收入者的比重相對比較高；另一種結構，中等收入群體比重比較高，低收入群體比重比較低。我這里說一下高收入階層，高收入階層實際人很少，人數上來講，中等收入群體我們是比較強調的。中等收入群體比較高，低收入群體比較低的結構，就是我們通常講的橄欖形結構。

這兩個概念是什么關系呢？歷史需求峰值決定了高速向中速的轉折點，這個峰值達到以后，這個轉折點或拐點就出現了，但需求結構決定了轉折點以后，中速增長的時間程度，就是這個轉折點出現以后，你能維持多長時間的中速增長，與這個需求結構有非常大的關系。

在這個轉折點之前，也就是歷史需求峰值之前，經濟增長的主要約束是供給不足，就是需求多，供給不足，這時候在市場供求關系上容易出現通脹，這都是我們曾經經歷過的。所以，這一段時間，主要是供給能力形成階段。這個轉折點以后，主要的約束就變成需求不足。事實上它怎么從高速轉為中速甚至將來的低速呢？主要就是需求在相對下降，這就是增長減速的原因，相應的通脹壓力就轉為通縮的壓力，或者價格上升壓力轉為價格低迷的壓力。

中等收入群體比重偏低導致增長潛能下降

這里邊特別需要關注的一點，從國際經驗來看，中速增長保持比較長時間的經濟體，一般基尼系數比較低，一般在0.4以下，比如日本、韓國都是在0.35甚至0.35以下，收入差距相對比較小。這里邊發生一個現象，有個規模較大的中等收入群體，這部分人可以釋放較大規模、較長時間的需求，從而為中速增長提供比較長時間的支撐。相反，如果收入差距比較大，中等收入群體規模比較小，因為中等收入群體規模小，它的（消費）潛力就是有限的，釋放到一定程度以后，宏觀增速，包括中速增長要維持起來就會遇到一些難度，增長就會明顯減速，導致陷入低速甚至停滯或后退的困境。

我們國家目前的形勢，中等收入群體大約占1/3，4億人左右，在此之下有9億多低收入群體，占2/3。基尼系數，這幾年公布的都在0.4以上，有些研究認為在0.45甚至更高水平上。所以，我總結一下，目前我們面臨的需求不足與這種需求結構有關。

把眼光放寬一些，這段時間，特別是進入轉折點以后，中速增長持續時間剛好是1萬美元左右，恰好由中等收入階段進入高收入社會的門檻期，很多國家是過不了這個門檻的，或者過了以后又拐回去了，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這個問題，就是在整個需求結構、收入結構中間，中等收入群體規模沒有足夠大。我有個猜想，中國現在面臨的需求不足，宏觀上來講實際就是這么一個問題。

如何增加有效需求？

下來我們再繼續分析，我們都在談擴大需求，我想講的是有效的需求。怎么才能擴大需求呢？首先我們要做個區分，生存型消費和發展型消費。生存性消費就是解決溫飽問題，就是吃穿和其他日常基本消費。這個包括低收入階層，包括扶貧對象，“你吃飯還有問題嗎？”不排除個別人還有問題，基本上問題解決了，但當我們講擴消費時你一定得有個結構的概念，它結構在發生變化，實際上現在消費增長更多的是由教育、醫療、衛生、保障性住房、社保、文化、體育、娛樂、金融服務、交通通訊等發展型消費（解決），我概括出這樣的概念叫“發展型消費”，實際發展型消費在拉動，它是增量，是結構升級的過程。

這兩組消費，消費的實現方式的差異，我們往往容易忽視，但我認為它相當重要。生存型消費是以個體消費為主，一個人肚子能吃飽沒問題，但發展型消費較多地采取積極消費或公共服務的方式，比如醫保、社保是采取互助、共濟的方式，學校教育，我們人民大學上課一般是一個班的學生在上課，一對一也有，但那不是常態。所以，這種集體消費或公共服務的方式與政府的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直接掛上鉤，這個相關性是相當強的。所以，擴大發展型消費光靠個人努力是不夠的，需要政府搭臺子、建制度、出資金，是政府消費支出與居民消費支出的組合。但我們這些年實際上面臨一個事實，政府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是相對滯后的，這個我們討論也很多了，這直接拖累了發展型消費的增長。比如城市居民這幾年抱怨比較多或者感到憂慮的是所謂“三座大山”的壓力，就是教育、醫療、住房，住房里包括保障性住房。但城市居民還不是所謂缺口最大的部分，缺口最大的部分是近3億農民工，近2億外出進城農民工，基本公共服務欠賬更為突出。

剛才我講了4億中高等收入，9億低收入群體，這個收入差距，現在我們統計個人收入或居民可支配收入討論比較多，我認為還得重視一點，實際基本公共服務的分布，中高收入階層比低中等收入群體，這種公共服務分布更加不均衡，把個人可支配收入加上基本公共服務，這個差距可能會更大。所以我們擴大消費第一要找準痛點：一是以基本公共服務為依托的發展型消費；二是以農民工為重點的中低收入階層，不抓住這個痛點，有時候搞了很長時間的消費，可能問題還是存在。

剛才我講的發展型消費基本是服務型消費。看統計數據，最近幾年中國消費增長時，商品消費比重一直在下降，現在服務消費的比重實際已經超過了商品消費。服務消費很多是和基本公共服務掛鉤的，相關聯的，也需要規模經濟和集聚效應。我想講這么一個觀點。

我們現在講的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是進展不快或是有短板的，其實也未必是政府不努力，它是和城市化水平直接相關，一定要有集聚效應。舉例，不說基本公共服務，就說基礎設施，如果在一個農村村子里得解決上下水的問題，一個村子里把投資搞下去成本就會非常高，因為村子非常分散。在城市里可能就是一座樓，成本可以大大降低，所以現在基本公共服務也是如此，在傳統的農村地區，現在基礎設施公共服務成本過高，很難觸達。其實我們想想，要有好的教育、好的醫療、好的設備，在農村里可能是很難實現的，即使在城市，城市化的密度不夠也是困難的。

與發達經濟體相同人均收入水平相比較，我們目前的城市化率是偏低的，下圖這數據講的是和中國人均GDP相同階段時，和中國相比較其他經濟體的城市化率，中國目前大概在0.65-0.66，其他國家，像日本、澳大利亞、英國、德國都在0.7以上，有的超過0.8，但現在城市化率還是城市人口的城市化率，戶籍城市化水平現在是48.3%，還不到一半。我想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釋為什么中國的基本公共服務水平上不去，從而我們的服務消費、消費上不去的很重要的原因。

我想講個重要的底層邏輯，因為我們注重生產的規模經濟和集聚效應，忽視了消費特別是服務消費的規模經濟和集聚效應，沒有一定密度的城市化水平，教育、醫療、保障性住房、社保、養老、文化娛樂等領域較高水平的基本公共服務恐怕難以實現。當然，從制度層面來講，我們現在也存在著不利于提高以人為中心的城市化的制約因素，我最近也講了一個觀點，城鄉之間有三個不平等：1、戶籍制度，實際是身份和居住遷徙權利不平等；2、基本公共服務分享權利不平等；3、財產（不動產）權利的不平等。

不宜簡單效仿發達國家量化寬松政策

下一步怎么辦呢？因為最近量化寬松的呼聲是很大的，我認為不宜簡單效仿發達國家量化寬松政策。我們現在需要搞清楚，中國與發達經濟體宏觀政策上的區別，發達經濟體是成熟經濟體，結構性潛能基本都耗盡了，所以處在低速增長期，增長基本是維持性或折舊性的增長。對這種經濟來講，宏觀政策，降息一個點基本上決定了整個經濟增長大的走勢，影響是非常大的。如果中國經濟真的主要依賴于宏觀政策，那中國經濟應該是到低速增長期了，但剛才我們講了，我們現在還沒到那個時期，還有中速增長的潛能。在高速和中速階段，宏觀政策的重要性實際主要是保持經濟運行過程中的穩定和平衡，做個不大準確的比喻，如果現在潛在增速為5%，宏觀政策大體上影響了也就是1個百分點，其余4個百分點取決于結構性潛能。而結構性潛能在多大程度上釋放則取決于它有沒有適宜的體制政策環境，而改革就是為了創造這樣的環境條件。

改革也有快變量，更重要的是能夠增加交易和信用

說到改革，這次二十屆三中全會部署了改革，怎么落實？但有些人對改革不是那么有信心，他們經常提出的理由是，改革是慢變量，很好，但遠水解不了近渴，我今天晚上過不去，明天再好都不屬于我，和我沒關系了，他說改革不解決問題。事實上在改革工具箱里能找到不少有增長導向，有立竿見影之效的改革舉措，產生“今晚公布，明早漲停”的短期效應。即使那些中長期見效的改革，如能盡早啟動和推進，也能形成積極預期，對短期穩增長發揮正面作用。我們要清楚，改革是什么呢？簡單來說就是開放權力，我們這么多年主要推動改革的，歷次三中全會文件，在這個文件中間出現頻次很高的有兩個詞：“允許，允許，允許”“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允許，過去不可以的事情現在可以了，過去不允許的事情現在允許了。允許、可以了以后，過去不能干的事兒現在能干了，市場參與者就能發現很多交易機會，有了交易機會以后，大家注意，交易時一定是雙方一致同意，為什么呢？對大家都有好處，都有好處以后，一定會有個增量，我們也可以稱它為增加值。交易發生以后可能就到銀行貸款了。實際真正的信用是新發生交易的機會。改革就是開放權利，增加新的交易機會，相應擴大貨幣需求，擴大信用，改革增加了對貨幣的需求，實質性擴大了信用，進而實質性擴大了需求和供給，特別是需求側改革能夠更多地擴大消費需求，如果不通過改革把不合理的體制或政策束縛的交易機會釋放出來，即使增加貨幣也不能增加交易和信用，只會增加貨幣空轉。

推出一攬子刺激加改革的經濟振興方案，帶動經濟回歸擴張性增長軌道

我認為，根據目前情況來看，我們可以推出一攬子刺激+改革的經濟振興方案，帶動經濟回歸擴張性增長的軌道，應該落實二十屆三中全會關于城鄉融合發展的改革舉措，以財政政策為主，與需求側結構性改革緊密配合，從而形成擴消費、穩增長、防風險的綜合效應。具體內容包括三個：

1、10萬億的刺激規模。

2、有兩個大的突破口。

3、應該確定一個重要目標。

首先，以發行超長期國債為主籌措資金，在1-2年時間內形成不低于10萬億的經濟刺激規模。2008年時，當時我們搞了4萬億的刺激計劃，當時的經濟總量是30多萬億，和當時的經濟增長階段相適應，這些刺激對象是什么呢？主要是搞投資，重點是基礎設施建設，效果還是很明顯的。因為那時候基礎設施建設是有潛力的，投下去是有生意的。去年我們的GDP總量達到了126萬億，可以考慮按照GDP總量10%的比重確定刺激計劃的規模。和2008年不同的是，這次重點是要補上基本公共服務的短板，以往我們重點是物質資本投資，這次是人力資本投資，發展型消費實際上是在做人力資本投資，這樣在微觀層面，重點可以帶動消費，同時在一定程度上帶動房地產、服務等領域的投資，實質性擴大利息。宏觀上則可以控制總需求水平，縮小與總供給的缺口，帶動GDP平減指數轉為正增長。

兩個大的突破口或兩個重點領域：

第一個突破口，大力度提升以進城農民工為主新市民的基本公共服務水平。

應該在保障性住房、教育、醫療、社保、養老等方面，對進城農民工為主的新市民，把他們在這些領域的基本公共服務水平，我認為應該相當大幅度地提升，當然有個階段性過程，但這次動作應該大一點。

短期的重點是，由政府收購滯銷的住房轉為保障性住房向新市民提供。這件事情已經有安排，正在做，但我覺得力度一定要加大，而且都有時限的要求。這個方面是要落實三中全會“關于推行由常駐地登記戶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務制度，推動符合條件的農業轉移人口社會保險、住房保障、隨遷子女義務教育等享有遷入地戶籍人口同等權利的精神”，我念的是三中全會上的一段話，這個政策要落地。農民過去是農民工，進城打工的，家庭是分離的，所以我們有幾千萬留守兒童，下一步家庭團聚讓農民真正進城，全家進城，全家在城市里安家落戶，安居樂業，這樣增加保障房供應可以擴大房地產的有效需求，住房改善可以帶動裝修家具、家電等消費，家庭團聚可以帶動教育、醫療、養老等需求，完善社保可以降低后顧之憂，降低預防性儲蓄。

第二個突破口，加快都市圈范圍內中小城市建設，帶動中國的第二輪城市化。

形成以城鄉融合發展為基礎的高質量、可持續的現代化城市體系。講這個我想稍微講個背景性的知識，中國現在城市化核心區建設已經達到相當高的水平，拿一般的城市和發達國家相比較，一點都不差，有的地方比他們都好，因為我們建得比較晚，設施都比較新。這些核心區部分還出現了一定程度的擁堵，所以現在想把某些功能要疏解。

從國際經驗來看，城市群、都市圈核心范圍內的都市人口通常占城市體系人口大概30%左右，核心城區之外中小城鎮，就是都市圈范圍內還有大量中小城鎮，這還有巨大的發展空間，能夠容納城市體系60%以上的人口，其中包括原有城市核心區疏解的部分，更多的是城市和其他城市的流入人口，同時也適合制造業和中低端服務業人群的集聚，在這個范圍內，有些城市在房地產基建還有相當大的發展空間。

這個方面，我認為應該落實三中全會“關于全面提高城鄉規劃建設融合治理水平，促進城鄉要素平等交換，雙向流動，縮小城鄉差別，促進城鄉共同繁榮發展。允許農戶合法擁有的住房通過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盤活利用，有序推進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改革，健全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機制等精神”，我就把三中全會的文件這些原話搬出來，我覺得這些文件精神都很好，要落實啊！這些重點是推動城鄉之間人員、土地、資金等要素雙向自主流動，以市場化為基礎，優化配置利用各類資源，農民可以進城，可以到城市住保障性住房，城市居民也可以下鄉，鄉下的房子他們是不是也可以住呢？給城鄉居民雙向創業、就業、置業以更大的空間。需要推進解放思想，積極探索，把農村宅基地流轉和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建設相配套，加快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實現土地利用效率提高，農民財產性收入增長、社保能力增強，城鄉居民居住條件改善，產業穩定增長和結構升級，一舉數得，一舉數得！

還有一個目標，以這次經濟振興方案為契機，力爭用十年左右時間，實現中等收入群體倍增的目標，由現階段中等收入群體4億人口增長到8-9億，提出并推進實現這一目標，對盡可能延長中速增長期，打破需求約束對經濟增長的不利影響有基礎性意義。

實施上述經濟振興方案，短期內有助于較快在邊際上補上總需求不足的缺口，帶動經濟增長進入擴張性循環軌道，同時用刺激加改革的辦法，花錢建新制度，也將為中長期經濟社會高質量可持續發展創造條件。

 

（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責編郵箱：yanguihua@jiemi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