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聞記者 | 實習記者 丁欣雨 記者 姜妍

界面新聞編輯 | 姜妍

在寫作《留學的孩子：雄心勃勃且憂心忡忡的一代人》前，馬穎毅也曾是個“留學的孩子”。2000年，她從南京大學英語系本科畢業，拿到了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社會學碩博連讀的全額獎學金，從此開啟了留美之旅。

異鄉異客，有驚喜，也有失望。電視劇《北京人在紐約》里的高樓林立、燈紅酒綠并未如期出現，學校所在的巴爾的摩市其實有點破敗；但南京的冬天很冷，寬敞的美國租房和24小時熱水暖氣的供應帶給她了最初的溫暖。她在課堂討論中費勁地想聽懂別人的觀點，反而疏于表達自己的想法，進而感到挫敗和壓抑；但她也發現，研究生院的學生背景彰顯了人生太多的可能性——放棄很好的薪水、辭去工作重回校園的單親媽媽，五六十歲快要退休的中老年人，他們做出了在馬穎毅看來“大開眼界”的人生選擇。

時間來到2012年，馬穎毅已經從留學生變成了雪城大學公共事務學院的教授，在課堂上，她的對面坐著的是新一代中國留學生。從19世紀70年代清政府派出留學幼童算起，漫長的時間里，留美的經費來源整體顯示出“政府公派——‘因私’，但由美國學校發放獎學金——家庭出資”三個發展階段。馬穎毅看著教室里一張張自費出國的稚嫩臉龐，由于讀的是本科，他們有更多機會在課堂上接觸通識教育，在課外結識異鄉友人。馬穎毅開始好奇他們的留學體驗有沒有發生變化。

歷經10年有余，馬穎毅輾轉中美，了解到上百名90后留學生的故事。她發現，留學美國變成了一件“自然”的事——自然而然地認同留學文化，意味著留學不再是少數學術或經濟精英的專利。留學美國似乎代表著更廣闊的人生理想和擁有全球性平臺的契機，日益富裕的中國家長不惜代價支持孩子取得成功，甚至把全部家產都押在獨生子女的教育前途上。他們渴望用高質量的大學教育換得孩子的光明未來。

與野心相伴的，是巨大的憂心。新一代留學生抵達美國后，社會地位與文化資本相對流失。離開父母的庇護，他們為自己的事情忙得暈頭轉向，“巨嬰顯形”；面對美國學生的派對和飲酒，他們不安地退縮，回到中國朋友圈“抱團取暖”；自視英語水平不夠好，他們在熱鬧的課堂討論里鴉雀無聲，插不上話，格外突兀。

“既雄心勃勃又憂心忡忡”的心理被馬穎毅敏銳地捕捉到，成為了新書《留學的孩子》的重要線索。她希望學生的多面經歷從中得到更完整地呈現，既能為如今更多留學的孩子提供感知自身處境的語匯，也能讓學校層面認識到學生的訴求，并在必要時提供支持。

在書中，她提到，“在新一代本科留學生身上體現出的雄心與憂慮的雙重性，可能正是當代中國的真實寫照——一個快速崛起且變化迅猛的國家，以至于難以認知自我”。陌生的國度給這群留學群體帶來了壓力，但在挫折中，他們反而學會了反復地叩問自己、認清自己。熙熙攘攘的年代，他們嘗試“撥開云霧，見光明”。

留學群體中富豪級別的家長很少，絕大多數是工薪階層

界面文化：《留學的孩子》關注的是一批20世紀90年代出生，去美國讀本科的中國留學生群體。為什么想要關注這個群體？

馬穎毅：過去這些年，美國高校的中國本科留學生數量增長非常驚人。相較學者，新聞記者對社會變化的察覺更敏銳，已經在美國媒體上發出不少相關的報道，而且標題都很驚悚，比如“中國暴發戶著陸美國校園”“穿著路易威登時裝的中國留學生，在美國大農村開蘭博基尼豪車”。對財富和高消費方面偏頗的關注助長了“威脅論”，讓我感到很不安，因為據我了解，這群留學生群體在社會經濟層面是有多樣性的。

美國媒體對他們的另一個關注點關乎學術誠信。比如今年6月，香港大學經管學院查出30多名內地學生提交假學歷文件的一則新聞。美國媒體也有很多類似的報道，但是只報道這類新聞，會讓人們誤以為這些是普遍存在的。就這個事件來說，其中固然反映出內地很多提供留學服務的營利性中介機構在質量上良莠不齊，但同時值得批評的是留學目的地學校的不作為。美國大學的錄取流程和教育機制與中國不同，但他們卻沒有做好招生工作，才讓其中的真空被中介挖掘出來，實現了某些不法牟利的商機。

對于中國留學生的深度理解必須建立在巨大而深刻的社會變革背景之上，所以我把關注的觸角放在兩國教育體制的不同，以及社會、社群的影響方面，考慮留學生的教育和文化背景的同時，觀察他們在海外完成自我塑造的一系列過程，來做一個相對系統的研究。

界面文化：新一代留學生群體的差異主要體現在哪些方面，差異潛藏的社會背景是怎樣的？

馬穎毅：我在書中呈現了一組有關受訪的留學群體父母親從事職業的數據。從分布中能看出，富豪級別的家長是很少的，絕大多數仍然是工薪階層，他們主要的工作是企業管理、工程師、教育從業者等。我特別想要突出的是，其中還有一小部分受訪者，來自經濟條件遠非富裕的工人家庭，如果從職業特征來說，他們的家長是典型的藍領。他們通過變現房產的方式支持孩子的留學生涯。

界面文化：書中提及這些變現房產供孩子出國的藍領家庭大多生活在大城市，大城市的環境是否會使他們更易受到留學想法的感召？

馬穎毅：是的，在他們眼中，留學是一種“教育福音”。所謂“福音”，是一種并不完全理性的信仰，他們認為教育值得投資，甚至值得人們做出犧牲，相信留學能給孩子帶來光明的未來。

教育福音首先是從中上階層產生的，在任何社會，中上階層都不是大多數，但他們對于整個社會的價值觀和發展目標有引領作用。他們的理念輻射到了少數藍領階層，且輻射范圍主要停留在中國一線城市。

從孩子周圍的同學和上的學校，到他們生活的城市氛圍，再到無處不在、無孔不入的網絡資訊，生活在北上廣深等地的個別藍領受到的影響特別大。內地的一些小城市，也有家庭的經濟收入和生活條件比處在大城市的藍領要強，但他們未必就認為留學是教育福音。

界面文化：你在書中提及，父母有沒有受過大學教育在很多方面都影響了孩子的留學表現，如何看待這樣的研究結果？

馬穎毅：我在書中分析發現，父母教育水平會影響大學錄取的結果，家中第一代大學生進入選拔型院校的可能性更小；父母教育水平也會影響到孩子結交美國密友的可能性，家中第一代大學生在交美國朋友方面相對劣勢；專業選擇上也有區別，父母受過大學教育的學生更可能選擇理工科領域，家中第一代大學生更可能主修商科；最后，父母的受教育程度會影響孩子對自身英語水平的評估，從而影響他們在美國課堂上發言的頻率。

中國留學生如今的特殊性在于，盡管家長動用各種辦法，成功為子女提供了經濟支持，但家庭積累的文化資本參差不齊。家里第一代大學生顯然在這方面有所缺失，在整個留學群體中處于相對弱勢的地位。即使是留學生，其中代際傳遞的不平等也是清晰可見的。

留學的孩子依然焦慮，大多時候“心有余而力不足”

界面文化：你對這一代留美群體的概括是“既雄心勃勃又憂心忡忡”，如何理解這種復雜的心理狀態？

馬穎毅：這是我在分析過程中得出的結論，雖然受訪的同學們經常提到“焦慮”這個詞語，但沒有人會用“雄心勃勃”來形容自己，我是從他們的言語和行為中感受到的。

雄心勃勃體現在，他們認為留學能將他們從既有的應試教育枷鎖里解放出來。枷鎖形成的束縛包含兩種，一種是有些學生和家長的確在中國高篩選的教育體制里感到力不從心，如果走體制內的路，繼續待下去，沒有辦法考上心儀的國內大學，因此留學給他們提供了更多機會。

另一種是有一些學生，他們其實能夠適應應試教育的環境和邏輯，但無論學生還是家長，都認為這種教育并非他們理想中的教育。他們認為留學提供的素質教育和所謂“全人教育”，更能適應孩子的興趣和天賦，教育福音的說法也是從這個角度產生的。

界面文化：是否能將出國留學看成是另一種層次的選擇？在“小鎮做題家”信奉“教育改變命運”的時候，留學家庭已經在主動優化他們的教育結構，渴望實現教育收益的最大化了。

馬穎毅：留學從來都是主動選擇的，是這類群體能動性的體現。他們當中很多人認為中國的基礎教育要優勝于國外，又希望能在國外接受高等教育，想要把整個世界最好的教育方式都結合起來；他們在申請時對排名高的學校有很大追求，因此把眼光都放在世界排名前30或者前50的學校上，這些都是一種雄心勃勃的心理表現。

盡管是個別群體在有一定資源前提下的選擇，留學也并沒有向他們許諾一個可預見的未來。留學的孩子依然焦慮，其中的一個源頭就在于他們不知道留學能否帶來他們想要的，特別是巨大的經濟投入能否產出相匹配的回報。

界面文化：他們預期中的回報是怎樣的，哪些方面使他們對于回報的期待受挫？

馬穎毅：從經濟角度看，他們期待日后在美國或回國的就業能讓他們的教育投資回本。也有社交和文化上的考量，他們希望美國留學能使自己掌握接近母語水平的英語使用能力，形成全球性的同學和朋友網絡，并獲取面向全球受眾的知識和媒體內容，這類追求我用“世界性資本”來概括。

但中國和美國畢竟是兩個不同的社會，有截然不同的教育體系、文化觀念和社會規范，在大多時候，他們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所以容易產生焦慮。

界面文化：中國留學生群體的其中一個焦慮是他們渴望與外國友人交往，但大多數卻很難融入其中，最后形成了中國學生自己玩的局面。你對此使用了“保護性隔離”一詞，這種說法是否能幫助我們理解“留子”這種稱呼？

馬穎毅：“保護性隔離 (protective segregation)”的概念來自美國教育社會學的另一本書，叫《為派對買單》(Paying for the Party)。美國大學校園有一大特色，就是派對文化。書中指出中上階層的學生派對具有排外性，許多美國本土學生中低收入的同齡人在派對中感到被邊緣化。所以他們往往會避開主流派對文化，尋求能夠為彼此提供安慰和支持的社交空間。

以派對文化為典型的校園交際方式，也會阻礙跨文化友誼的建立。很多接受采訪的女生都向我表示對參加派對的厭惡和恐懼。她們把派對現場的狂歡和不良行徑聯系起來，而這些與中國學校宣揚的“紀律與約束”從根本上相悖。她們最終選擇與大多數中國朋友抱團取暖，通過購物、聚餐的方式進行放松和社交。

關于“留子”，我聽到的有一種說法是它和“被流放的街溜子”是意義相關聯的。“街溜子”滿大街游蕩，無所作為；盡管中國留學生在經濟方面并不算落后，但當他們被他國的主流意識形態和文化排斥時，內心無所依歸，便成為“留子”，留學生自稱“留子”也是一種自我邊緣化的行為。如果從這個角度看，“留子”和我提到的“保護性隔離”的確一脈相承。

教育內卷里，顯形的巨嬰和被“費”的媽

界面文化：豆瓣的艱苦留學小組里有一則閱讀量很高的帖子說，留學是一款巨嬰顯形劑。你如何看待這樣的吐槽？

馬穎毅：我在美國語境里聽到一個詞叫delayed adolescence（延遲性的青春期），指的是新一代的年輕人成熟得都比較晚。原來青春期指涉的范圍大概在13-19歲，在那之后就應該是獨立的成年人。但現在很多人大學畢業后還要搬回家里住，雖然這其中也有生活成本提高、房租太貴的客觀原因。奧巴馬任職期間有一項重要的政策改變，大意是指人在成年以后依然可以使用父母的醫療保險，這個新政策就可以體現出很多年輕人是有這個需要的。

中國留學生在出國以后會產生所謂的culture shock，其實shock并不完全出于對文化區別的震撼，很多時候shock來自人們必須體驗一種真正獨立的生活方式。即使父母的眼光依舊在遠方焦灼地給予關注，但他們的確無法再提供類似保姆般的一站式關懷了。各種支持網絡，甚至監管，都隨著留學的發生統統失效。對于某些學生來說，這意味著解放和自由，但有些學生可能覺得不適應。

界面文化：個體心智成長層面的幼態化有沒有什么客觀條件的原因？

馬穎毅：幼態化是一種群體性的改變，孩子晚獨立，我覺得跟教育有很大關系。家長也好、學生也好，把太多注意力放在成績上。任何競爭，一旦進入高強度訓練，就很難顧及除此之外的很多方面。教育的軍備競賽意味著學生在生活上需要很多額外的支持，大家得一塊去完成這場競賽。

再加上中國家務勞動的社會化，孩子的很多事情都會層層外包出去，比如轉交給父母來做，這樣孩子只關注自己的學習就好。社會學里有研究指出，女性把太多精力放在家務上，說我們有隱形的勞動，有second shift（第二輪班）。但其實除了做飯和打掃衛生，很多女性在家里，尤其是母親，還要承擔一種scheduler（日程安排者）的工作。現在的孩子上培訓班，母親要替孩子跟老師聯系，幫孩子規劃時間，報什么樣的班也要做“攻略”。到了一定年齡的孩子，完全有心智也應該自己處理這樣的事情，但很多時候是母親在做。

有時母親即使在上班，一旦學校里孩子發生什么情況，她都得抽出時間來應對。從性別不平等的角度來說，母親承擔了很多cognitive labor（認知勞動），這些勞動在占用她的時間。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孩子就失去了鍛煉獨立品格的機會。出國是讓巨嬰顯形的一種方式，在異國他鄉，那些過去成長過程中的支持系統是失能的，沒有人保護他們，生活安排、時間管理、與外界的交流，都只能依靠自己。

界面文化：為什么會有母親包攬責任的現象發生呢？

馬穎毅：有個詞語叫“費媽”，教育的軍備競賽很“費媽”，母親在這個過程中是被消耗的。很多母親貌似積極主動地雞娃，但從宏觀的層面來說，她們也是教育內卷大系統里被裹挾的重要角色，的確很多母親的個人事業被“費”了，受到了影響甚至被犧牲。

比如孩子生病，學校通知家長，第一時間出現的，常常都是母親。我最近還看到一些報道說，國際學校需要學生的母親去做志愿者，接受采訪。仿佛國際學校理想中的母親最好就不要工作，或者比較悠閑，能隨時隨地為學校提供最大程度的幫助。在我調研受訪者父母職業的數據中，全職母親雖然占比很高，但也有相當一部分母親是有工作的。在教育內卷的合謀里，母親和孩子一樣是受害者，除了孩子，母親也相當焦慮。

教育內卷的實質是價值觀的單一

界面文化：你在書中多次談及中美社會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的差別，這兩種概念是如何貫徹在教育系統中的？

馬穎毅：我在書里提到兩個概念，一個是在美國文化當中很重要的表達型個人主義，它強調教育是一個不斷自我探索、發現興趣與天賦的過程，報考專業要選擇自己的熱情所在。但中國的價值觀顯然不是這樣，而且幾乎完全相反，我創造了一個對應概念叫作實用型集體主義。

中國學生選擇專業總體而言很務實，最首要的考慮就是以后能不能找到工作，能找到什么樣的工作。這種務實并不是基于個體性，中國學生感覺什么專業有前途，很大程度上受整個時代以及周圍社群的影響。

不同時期有不同的熱門專業，我那個年代流行的是國際貿易專業，但聽說后來好像都招不到學生，現在人工智能和計算機專業最熱門。中國學生的務實非常集體化，無論來源于家庭也好、朋友圈也罷，都不是對自我的探究。

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是一對研究跨文化社會的重要維度。中國的集體主義傾向較強，美國的個人主義傾向較強。我在書中討論的是具體的應用，即如何理解中國留學生的教育選擇。中國留學生夾在其中，同時受到了兩種社會和文化的擠壓。很多孩子的解決辦法是修讀雙專業，一個專業滿足自己的個人偏好，另一個專業符合實用考量，用這樣的策略處理個人興趣與父母期望間的差異，尋求微妙的平衡。

界面文化：在實用型集體主義的土壤中，內卷會更容易發生嗎？

馬穎毅：實用型集體主義在內卷發生以前就存在，只能說是中國出現內卷的次要條件。我個人認為，教育內卷的實質是價值觀的單一，因為大家想要的東西是一樣的，我覺得好的，你也覺得好。如果是在個人主義很強的社會，價值觀多元很多，你和我是不一樣的，我們想要的東西也不一樣。

界面文化：“既雄心勃勃又憂心忡忡”的心理狀態如今看來，不僅僅只體現在留學群體身上，它是否能夠代表當今中國社會的一種時代癥候，例如能夠幫助我們理解“內卷”等年輕人當中普遍發生的現象？

馬穎毅：我將“既雄心勃勃又憂心忡忡”取作本書標題的重要原因就在于它體現了中國的特征。過去40年，中國經歷了幾乎在人類歷史上最大的社會變遷，無論是經濟發展的迅猛速度，還是有相當數量的人群在短時間內進入中產階級的隊列，都讓社會整體洋溢著昂揚向上的氣息。而焦慮和雄心是一組辯證的關系，是一體兩面的，雄心被激發出來，焦慮一定如影隨形。

留學是中國特征的具象化表現。留學生來自中國，不可能脫離母國的影響，將這種心理狀態帶到美國的同時，留學經歷又加劇了這種雄心與憂慮的二元性。

至于用來解釋年輕人的狀態，就比較困難。內卷、躺平、擺爛，指的不是同類人，也并非同年齡層的人。我覺得留學生躺平的少，因為留學意味著巨大的投入，挑戰擺在面前。如果是在舒適圈里，反而才能選擇躺平。

界面文化：如果本科留學的經歷能消解躺平，那留學與內卷的關系是怎樣的呢？

馬穎毅：在我的研究中有個發現，人們雖然渴望選擇留學來擺脫高考的殘酷競爭，但很多人實現留學依舊依循考試的路子。以應試為導向的中國教育體系灌輸了一種以分數和數字衡量質量并決定錄取的觀念，美國高等學校的世界排名，剛好以一種簡化的方式捕捉了美國大學系統的等級性質。在很多中國學生和家長眼中，排名數據是一個絕對的等級秩序。他們有時會過分關注學校排名，只對美國頂尖學校情有獨鐘。

沒有高考，但其他的考試出現了，諸如托福、SAT（美國高中畢業生學術能力水平考試）和AP（美國大學先修課程），成了學生們磨練應試技能的新陣地。許多學生想多參加幾次考試，獲得更高的分數，用標準化考試的結果來彌補可能在準備其他申請材料方面存在的不足。留學群體對頂尖學校的執著，加上申請者數量的持續增長，也使美國這些學校的選拔性不斷增強。中國的應試文化并沒有發生中斷，而是延續下來，帶來激烈競爭的強壓。

但我還有一個觀點，留學生活能夠拓寬學生對多元價值觀的認知。雖然出國體驗并非完全如他們所愿充滿順利，但他們起碼知曉了更多元的生活方式，所以是更有可能擺脫內卷的。研究結束后，我還在跟蹤受訪者的職業發展情況。無論是已經回國的，還是留在美國的，他們依然覺得留學很有意義，達到了重要的自我成長。

就像前面提到的，剛來到異國，失去國內曾經得到的保護與支持，文化和文化碰撞，巨嬰顯形，一開始肯定很困難。孤獨、焦慮、拖延，心理上的障礙是客觀存在的。但是如果戰勝這些，再加上有國外的學習機會，“把自己重新養一遍”，就會看到不同的生活可能。